火灾发生后，作为记者，我在兰考听到了太多的声音，其中有袁厉害夹杂自责、痛苦、怨恨的哭喊，有袁家人对外界质疑以及官员卸责之词的愤慨，有养子女们对袁厉害的护佑，有围观者的感叹。最痛莫过于袁厉害本人，尽管收养粗放式，但事实上她就是一个多“子”的母亲，亲生子女们担心她因此担责，而袁厉害本人则心痛死去的孩子，牵挂被送去福利院的养子女。

　　地方官员一度展开拙劣的马后炮作秀，拉着上百名记者去参观孩子们在福利院的幸福生活，孩子们的感受是最真切的，苹果、香蕉，这些当初他们想都不敢想的美味零食，压根无法让他们忘却对母亲袁厉害的思念。令人感慨的是，民政部门再次表现冷冰冰，他们生硬地阻止袁家人去探望孩子们，如果说这些孩子当初被亲生父母抛弃街头，被民政部门遗忘在角落，那么今天，火灾发生后，这些孩子又被民政部门粗暴地从他们的母亲身边夺走。

　　人们仍然被情绪左右着大脑，对认为袁厉害可能会担负刑责的专家展开声讨。法不容私情，如果袁厉害确实监护不当导致悲剧，理应担责，尽管这显得有些不近人情。法是秩序最低的底线，必须捍卫，道德是至高的要求，果真因此担责，我们要做的是法外救济。当然，现在这个烦恼没有了，因为事故原因是孩子玩火，这是一场意外。

　　事实上，就像当初没有人有资格可以对袁厉害说三道四一样，现在也许我们也没有资格为袁厉害声张正义。因为我们一直是一个缺席者。

　　有谁去真正聆听过袁厉害真实的想法？她受伤了，但并不后悔；她迷茫着，但坚持“遇到了还会收养”。

　　我在兰考听到了无数种声音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“理由”，这些理由有为袁厉害说话的，有政府官员为自己辩护的。但在我看来都是苍白的。只有袁厉害对死去的“娇娃”的哭喊声最为真实，只有她“看到了不会不管”的承诺最有力量。

　　更让人窒息的是，无数种声音，唯独缺了一种声音，那就是7个亡灵，他们至死连呼救声都没有能发出。

　　还有一些声音很突兀，比如兰考官员新闻发布会前在电梯内面带微笑与人嬉笑，比如兰考一连数日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包吃包住。我在新闻中曝光了后者，记者们感慨，如果用来救助孩子该多好。面对记者们的离席，宣传干事居然说：照顾好你们是我们的责任。

　　我当场问他如何看待“部分兰考官员愧对焦裕禄”的评论，他很尴尬，我没有曝光他稍后的那句话，他说“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禄，因为他，兰考很出名，大家都盯着，都在对比。”

　　这句话没有报道出来，不是因为吃人嘴短，事实上，我住宿费坚持自付，吃完饭也将饭资交给了营业员。我朴素的想法只是不想让他丢工作，他其实也是说了当地官员心底的一句大实话，尽管这话大错特错。我期望他能够醒悟，我愿意给人一个改过的机会。

　　这场大火烧痛了世人，我们不能光有愤怒与失望，在我看来至少烧出了两个问题：一，公办民政救助体系的不完善；二，民间公益组织的不成熟。这二者应该形成良性的互动与衔接，该角色到位的到位，该规范的规范，在解决弃婴、孤儿等社会问题上缺一不可。当然，如何理性看到这一系列问题，并能付诸行动，扮演好我们每个人应有的角色，也是大火对我们围观者的考验。

　　在评判这起事件时，我们总习惯与兰考的好干部焦裕禄作对比。我的期望没那么高我们要学会问心，心如何才能得到安宁。

　　我期望“声音”能少一点，行动能多一点。“袁氏孤儿”们等不起。

　　作者系新民周刊首席记者